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提自贸区 六股注意

　　透过自贸区看改革于法有据

　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“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、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”。2014年，我参与了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地方立法，就是一次“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”的成功案例。

　　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前，国家已经制定了《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。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，国务院会议决定，自贸区内部分涉外资法律暂停使用。我们对90多项先行先试事项进行了梳理，当时发现涉及4部法律15部行政法规再加上3个国务院决定，事实上可能需要调整的法律更多。

　　2014年4月，市政府提交了自贸区地方立法草案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当月一审，6月二审，7月25日三审表决，通过了《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》。速度很快，日程很紧，但程序不减，还更慎重。

　　立法过程中我们曾经很纠结。自贸区立法的难点在于，如何处理好“大胆闯、大胆试、自主改”与建设法治环境规范的自贸试验区、“重大改革于法有据”的关系，地方立法的受制性与立法引领性、前瞻性的关系，条例与国务院批准的《总体方案》等政策措施的关系。

　　比起政府提交的草案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最后审议通过的《条例》，修改幅度达到80%。当时自贸区起步半年，有了一些可固化的创新做法，但还有很多概念并不清晰，很多问题有待探索，比如如何协调自贸区管委会和政府各部门、浦东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。自贸区的创新是动态的，一部法律法规很难穷尽各种治理举措，解决所有问题，必须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最初的立法草案明确了自贸区涵盖的范围，就是浦东的四个功能区，总面积28.78平方公里。我们在审议过程中拿掉了。果然，才过了一年多，上海自贸区已经扩容了。

　　也是在上海自贸区条例的制定过程中，我真切感受到民主立法的重要性。开门立法的广度和深度，决定了立法质量，制定法律法规时多接地气，就能少点漏洞。在自贸区相关法律法规起草制定过程中，我们在自贸区服务大厅做了一次立法开放日，直接面对来办理业务的客户，征询他们对条例草案的意见。（人民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