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人士：对市场操纵的定性还需再堵制度漏洞

　　近日，证监会发言人披露了对宏达新材(10.54, 0.00, 0.00%)实控人朱德洪与私募机构上海永邦合谋利用信息、资金优势操纵宏达新材股价案，对相关法人、直接责任人基本都处以顶格罚款，这是证监会查处的首例利用信息优势操纵案件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严惩大规模、复杂型市场操纵，切中时弊，有利于推动市场健康发展，当然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以及威慑力。

　　《证券法》第203条规定，操纵证券市场的，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，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　　本案中朱德洪与上海永邦合谋操纵宏达新材股价，由于证监会的及时发现、及时立案调查，加上2015年下半年股市下跌等因素，截至2015年9月16日，最终亏损3000余万元，但仍被处以300万元的法定最高罚款，足见证监会的执法力度正在逐渐加强。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本案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宏达新材在2015年6月17日收到证监会《调查通知书》，目前证监会认定2014年5月~2014年12月朱德洪与上海永邦操纵影响宏达新材股票价格；但宏达新材在2014年12月10日发布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》，股票开始停牌，2015年8月31日宏达新材发布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复牌的公告》，股票于2015年9月1日复牌，也即公司和朱德洪是在股票停牌期间被证监会立案调查，那么如何认定操纵主体的违法所得？是以停牌时的股价、还是复牌时股价、抑或其他时点的股价作为计算违法所得的参考价格呢，这或许值得研究。

　　《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》对“违法所得”有所认定。“违法所得的计算，应以操纵行为的发生为起点，以操纵行为终止、操纵影响消除、行政调查终结或其他适当时点为终点”。按此规定，笔者觉得，在宏达新材操纵案中，操纵行为的“终点”，大致应该为2014年12月，如果操纵主体在当年12月9日仍然还持有“宏达新材”股票，那么就应该以12月9日收盘价(停牌前的股价)为准计算“违法所得”参考价格。

　　而证监会是以2015年9月16日作为截止日期来认定其交易没有盈利，等于2015年的股市大跌减轻了违法主体的“违法所得”，笔者认为这似乎值得商榷。建议对于此类“操纵+停牌”等特殊案例，应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对操纵行为“终点”的认定，以严厉打击市场操纵。

　　目前对市场操纵的行政处罚，主要看其是否有“违法所得”(即是否有盈利)，但市场操纵的效果，不仅体现在操纵者可能有所盈利，还有可能减亏。比如股市大跌期间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多数股票都是连续跌停多个跌停板，但如果有操纵者介入某只股票，其可能只有一两个跌停板，这少跌的几个跌停板同样是“违法所得”，也要对此进行相应行政处罚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《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》中，对内幕交易“违法所得”的认定，不仅包括内幕交易“获得的收益”，还包括“规避的损失”，这是在认定市场操纵的“违法所得”时值得借鉴的。

　　《证券法》第203条规定，操纵证券市场的，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。也就是说，操纵者被查处后或许应该尽快将其持股抛售处理。按照前述分析，对操纵者“违法所得”的计算，应该以操纵行为“终点”日计算，而不应该以其最终抛光持股后的总体实际盈亏来计算。因为操纵者在抛售时的股价，更多反映的是市场大势情况，而非其操纵效果，三个月内股市变幻莫测，这个是操纵者应该承担的风险，期间若股市出现暴跌，不能因此就减轻其“违法所得”以及其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。

　　另外，有些操纵主体可能悄无声息买入上市公司5%以上甚至10%以上的股票，那么在责令其抛售时，同样应责令其遵守《证券法》等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，以确保市场和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