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红：当下中国股市不正常

　　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人对梁红一定不陌生。

　　加入中金公司之前，梁红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知名投行高盛，加上出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，可以说这样的经历，让她具备了全球视野；而加入中金公司后，在资本市场部和销售交易部将近5年的工作又让她深谙金融市场。

　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，国内对于“新常态”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；与此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，金融体系重塑等问题则备受瞩目；而A股市场2014年的“牛冠全球”，各路资金跑步入场。梁红接受记者记者的专访时，阐述了她对经济走势、金融体系以及当前A股市场的独到见解。

　　重塑金融系统

　　记者：有经济学家认为“新常态”意味着经济增速会下台阶，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才导致经济下滑，你如何理解“新常态”？

　　梁红：关于新常态，更多人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，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过窄，新常态应该是在多角度、多维度来思考。我更看重的是当前的改革开放，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的领域中的经济改革，经济的活力是从这些改革中释放出来的。

　　记者：比较其他国家，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？

　　梁红：如果以不变价格算，今天的人均7000美元相当于70-80年代的3000美元，在这一人均收入水平时，东亚的一些国家保持过非常高的增速相当长时间。这些国家的共性是，经济政策比较市场化，产权保护的体制比较完善，所以当前讲依法治国非常重要，对产权的保护非常必要。

　　同时，东亚国家普遍有比较高的储蓄率。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，跟亚洲四小龙相比，甚至日本、韩国这些国家相比较，增长潜力不比他们差。不管是劳动力的素质，还是对教育，对储蓄的重视，民族文化的积累，都是我们的潜力。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，最重要的还是看政策是否对财富、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完善的保护。

　　记者：中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，但转换效率却不尽人意，如何把高储蓄率变成高效投资？

　　梁红：中国的高储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中国金融系统不能把这些储蓄有效地转化成投资，所以应该改的不是降低投资，而是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。

　　在储蓄里，我认为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，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储蓄。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，不管是中央财政常年越积越多的财政存款，还是机关团体的存款，累计的政府储蓄总计占到GDP的37%，去年还保持18%的增长。

　　居民储蓄是未来的养老，企业储蓄是未来的投资，而政府为什么要储蓄？问题在于这么多年的结余，取之于民，现在没有用之于民。

　　而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，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基建项目，或者发发工资，或者补补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欠的社保，用花的办法来解决。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减税，减费，让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可以更多地增长。

　　2014年底政府储蓄增速达到18%，规模达到18万亿，占GDP 37%。而当年GDP也就增长7.4%，企业利润增长3.3%。这部分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里不是小钱，这块存量，从经济平稳增长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来讲，当前属于最应该解决的一大问题。

　　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第85，相当于泰国、秘鲁等国的水平，意味着我们当前应该有很多的投资需求。

　　但高储蓄就是不能转化成有效的投资。我们的金融体系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，如果拿金融企业跟制造业相比，我们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，很多行业已经是世界龙头，占据庞大的市场份额。而我们的金融企业，不管是机构还是产品，甚至不如很多比我们穷的国家，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，很多层面上不如印度。开放程度、产品的丰富程度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差很多。

　　记者：盘活金融体系，你有什么样的建议？

　　梁红：储蓄转化成投资，不外乎两个形式，要么以债券的形式，要么以股的形式来为企业融资。银行体系虽然经过剥离坏账和上市，但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，就是市场化问题，如果要求银行自负盈亏，那么前提是不能再做政策性贷款，如果老用银行做准财政的政策性贷款，那就没有办法要求银行自负坏账。

　　2009年搞四万亿，实际上当年银行的贷款是十万亿。如果这十万亿是政府的刺激计划，赤字规模就会扩大，国债规模扩大。但我们没有看到，那一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才3%，美国连续两年GDP的10%，英国是12%左右，而中国不到GDP的3%，2010年更小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显性国债占GDP的比例，过去六七年不但没有上升还有轻微的下降。这几年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上去了，银行的资产债表也扩大了。可以说，四万亿买单的其实是企业和银行。

　　借势恢复股权融资市场

　　记者：股权融资市场的重要性也需要提升。

　　梁红：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股都在一倍的市净率之下，市场不相信今天披露的1%的坏账。银行在上轮改革之后本应是轻装前进，加入市场竞争，但是现在身上又背了一块坏账。不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更加严重。

　　杠杆率上来，经济遇到压力，而股票市场不开放，IPO却一度关闸。现在60万亿的经济，一年储蓄额20多万亿到30万亿，银行新增贷款10万亿，债还有2万多亿，而股票去年融资才7000亿，2013年4000亿，体量完全不匹配。股权融资市场恢复正常，才是解决杠杆过高问题的办法。

　　最近股票市场转好，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，一天的市场交易量可以达到6000亿，高的时候甚至1万亿。但股市却闻融资色变，融4000亿、7000亿似乎就是不能承受之重。

　　而现在的IPO，一次发新股十几个，甚至到二十几个，融资额200亿不到，锁定资金2万亿，中签率才零点几，每一家上市后多少个涨停板，平均涨幅超过200%。一头大家买不到新股，一头600家公司排队，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该有的情况。

　　记者：有分析认为当前牛市是杠杆牛市，由资金推动，特别是融资规模增长一倍多，A股存在很大风险。

　　梁红：我们的融资融券量与交易量比，和成熟市场来比，比如和香港、台湾比、美国比，这个比例都不算高。现在股票市场向好，居民又愿意投资股市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把融资市场恢复，如果股票市场能够融资，这些资金回到实体，也是一种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，也是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的有效手段。停止融资融券，不会改变市场走势，但是会增大市场的波动性，导致市场预期不稳定。

　　中国股市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。如果天天都是散户，今天买进明天卖出，这个市场是不会成熟的。但它并不意味着市场不涨。如果有长线的基金，市场的投资风格将会更追求长期，稳定的收益。从股票供应讲，供给端一定需要放开，供给不放开就可能导致寻租。

　　同时，健全资本市场，监管一定要到位。监管是针对不规范行为，对内部消息、上市公司造假进行惩罚和处置。参照美国SEC到香港SFC监管的权限、惩罚的力度，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还亟待提升。

　　注册制非常必要，可以达到增加供给的预期。通过注册希望上市的企业，如果卖的便宜他是不会卖的，国外资本市场，企业如果认为价格太低，还会进行私有化。